关键词：全球气候治理；气候治理影响力；气候治理公平性

【作者简介】

王镝，飞禽走兽老虎机_捕鱼老虎机技巧-手机版游戏下载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飞禽走兽老虎机_捕鱼老虎机技巧-手机版游戏下载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

方玉竹，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论文主要观点】

随着全球138个国家和地区做出碳中和承诺，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与博弈也愈发激烈。在共同气候目标下，各国影响力分布与责任承担存在着巨大不平等，直接影响《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本研究提出气候治理四类主要参与国概念，并通过构建包含技术、经济、政治、产业四大维度共45项指标的多维评估体系（IGCG），对包含全球9个主要气候谈判利益集团的53个代表性国家进行测算分析，旨在揭示全球气候治理中影响力分布特征及不平等问题。

影响力鸿沟：气候参与国四分法揭示权力集中

研究发现，全球气候治理影响力分布呈动态演变特征，且与《巴黎协定》生效和全球疫情等重大事件密切相关。区域层面，东亚与太平洋、欧洲与中亚、北美地区保持领先，南亚部分国家增长迅速，撒哈拉以南非洲则显著下滑。国家层面，美国在技术领域领先，但政治影响力随政府更迭波动，中国凭借新能源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产业影响力持续扩大，印度则通过积极参与气候外交和国内政策推动，其影响力也显著增长。此外，传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二分法已难以精准刻画当前复杂的国际格局，本文创新性地结合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总量，构建气候参与国家四分法，揭示了全球气候治理中大国与小国间的显著影响力差异及权力集中等特征（图1）：2015年，发达大国平均影响力占比达51%，发展中小国仅为9%；到2021年，发展中小国影响力进一步萎缩至7%，表明在全球经济和碳排放格局中处于边缘的国家，在气候谈判中同样被边缘化。

图1 全球气候治理影响力四分法

失衡的代价：气候灾害损失与治理意愿的错位

四类气候谈判参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与其所承受的气候灾害损失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影响力越大的国家往往受到的气候灾害损失越小，而最易受气候变化损害的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却相对有限。影响力排名后25%的国家所承受的气候灾害损失（以气候灾害损失指数CDI衡量），是排名前25%的国家的四倍以上，影响力-气候灾害损失指数（IGCG-CDI）的基尼系数高达0.88（图2），远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认定的显著不平等标准（0.6）。其中，发展中小国在气候灾难损失指数中的平均损失最为严重，达到6.11，远高于发达大国的3.92。

图2 气候灾害损失分布与公平性

这体现了全球气候治理中一个显著的结构性冲突，即“权利与风险的错位”。具体表现为：在气候治理体系中掌握话语权的发达大国，其承担的气候灾害损失与巨大影响力不匹配。这些国家自身受气候变化冲击较小或具备较强的抵御能力，导致其推动气候行动的政治意愿较低。而气候脆弱性国家却处于治理边缘，诉求难获重视，缺乏议程推动能力。

此外，利益集团博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如小岛屿国家联盟45个成员国的影响力仅占总体的6%，发展中小国的损失补偿、适应资金等诉求难以实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2年排放差距报告》预计，本世纪末全球温升将达2.8℃，远高于《巴黎协定》提出的1.5℃或2℃目标。这一偏离不仅反映了减排力度的不足，更深层次地揭示了当前气候治理体系中影响力分配不均、责任承担不对等的根本矛盾，这已成为全球气候行动有效推进的关键制约因素。

历史困境与未来出路：重塑公平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

过去二十年间，气候谈判始终强调要建立气候变化适应与补偿基金。1997年《京都议定书》首次建立了清洁发展机制（CDM），2009年《哥本哈根协定》中，发达国家承诺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并在后续谈判中提出适应资金翻倍路线图，但13年来实际融资未达到需求的10%。尽管COP27和COP28提出了“总体规划”和“损失与损害基金”，但其有效性仍存争议。此外，与《京都议定书》时期相比，气候谈判利益格局已根本转变。传统上，减排责任应基于当前和历史排放量，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为界。但随着全球经济演变，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中、印）展现出了新兴工业化大国的特征，使传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框架难以维系，直接影响各国的谈判立场与利益。

总的来说，全球气候治理参与主体在利益上的冲突钳制了气候治理的进展。尽管好的一面是国际社会正在努力去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状态，然而，这并不代表能够解决气候治理不平等和气候治理推进困难等问题。例如，在COP28闭幕会上，小岛屿国家联盟发布了一则声明，表示在该联盟未在场的情况下，会议仍然通过了其并不能完全接受的“阿联酋共识”。此外，发展中小国在COP28上寻求激进的碳减排方式，即要求与会国承诺“化石燃料时代的结束”，然而这类提案明显与中东等资源型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冲突，并未得到通过。同时，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机制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且碳减排的责任分配方法与监管机制等均未有实质性的改变，缺少气候资金供给的激励机制使得发达大国选择逃避提供气候资金，而得不到资金与技术支持的发展中大国则不会选择更强烈的碳减排方式。最后，气候灾害损失补偿资金的缺失也使发展中小国在气候大会上追求更加激进的全球碳减排方案，进而更加激化谈判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全球气候治理难以有效推进。

本文原载于《npj climate action期刊》2024年第3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22VMG0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22YJC790120）的阶段性成果。